司马迁已经被无数的人解读过了.对于他，至于我，还有再谈论的必要和可能吗？但名人们早已说过，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既然如此，我就说一下我眼中的司马迁吧。士人在专制体制下的生存困境
第三段一开始，司马迁便以无比清醒、无比悲哀的语气，写出了象他这么一个人在专制体制中的地位。那就是，活着不过是“倡优所蓄，流俗之所轻”；死后也不过是“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如果不是经历了人生的奇耻大辱——腐刑，他是不会有如此这般决绝的表达的。正是这一奇耻大辱，震醒了司马迁，让他看清了“主上”以及封建专制体制的残忍本质，让他看清了“推贤进士”效忠皇帝的愚妄。这一决绝的表达，实际上表达的是对封建专制最深刻的绝望，是在精神上与封建王朝最彻底的决裂。正是因为有了这决裂，司马迁才实现了精神上的超越，而《史记》也因此有了后来史书所不具有的精神品格。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捶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肌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这段文字是最不忍卒读的！这种书写对于司马迁来说，是回忆，更是一种精神的酷刑。仿佛可以看到汉武帝那冷峻的脸色；随着一声令下，武士们一拥而上；司马迁被五花大绑；司马迁在“捶楚”下辗转呻吟；最后是那黑沉沉的蚕室中，那一声惨烈而沉闷的哀吼......
司马迁的悲哀是难以想象的，理性地说，他的悲哀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腐刑对于他来说，是种性别上的伤害，是对他性别尊严的伤害。男女两性，不管是哪种性别，都有自身的性别尊严，而在封建时代，男性的性别尊严尤其敏感。更何况司马迁身为太史令，在他所处的社会中，他应该算个有地位，有脸面的男性。性别尊严受到伤害，对他而言，痛苦加倍。其次，司马迁世代为汉家臣子，他对汉王朝的忠诚应该是无庸置疑的，怀抱着一颗赤诚的忠心向皇帝进言，却换来这么一个充满羞辱的致命伤害，他内心所感受到的悲哀是可想而知的。至于说身体上的疼痛，也许还是最次要的。
司马迁尽管有如此浓重的悲哀，但他没有仅仅沉溺于个人的悲剧，他的历史学素养给了他深邃的历史眼光，让他从自身的遭遇，看到了更多更高地位的人与他类似的遭遇，“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更进一步，他看清了在专制体制下，士人这整个阶层的处境和命运。不管是象司马迁一样的普通官吏，还是王侯将相，一律处在专制皇权的恐怖统治下，随时有可能受辱，或受死，概莫能外。司马迁还写到了气节，但气节又有什么用呢？士人的气节在皇权面前不堪一击，任何高贵的人格，高尚的气节都只能匍匐在皇权的脚下，惶恐无地。气节的唯一作用是让士人在“侮辱”临身之前有自杀的勇气，让士人用死亡反抗或者说逃避“侮辱”。因为这“侮辱”是来自皇权，来自朝廷的，士人根本没有抗拒的可能......“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阱之中，摇尾而求食”，士人就象那猛虎，在其位时，或为太史令，或为“王侯将相”，甚至“声闻邻国”，而一旦“幽于圜墙之中，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吏则心惕息”，“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
受辱，还是受死？
受辱，还是受死？在专制时代,这实在是个难以回避的问题。直面这个问题的，司马迁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现在，轮到他了。在第四段中，司马迁讨论了这个问题，他的讨论体现出了他对人生三个层次的理解，以及他在这三个层次之间的挣扎与选择。“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这是第一个层次，在这个层次中，重视的是生命，是希望好好地活着，这是人生的基本层次。但这个层次很容易就会面临挑战。当个人的尊严面临挑战，有丧失的危险，必须用生命去维护时，个人怎么办？司马迁说，“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他还说，“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这就是第二个层次。在这个层次中，重视的是尊严，如果尊严受辱，宁愿放弃生命。但如果司马迁仅仅停留在这个层次上，他的做法就是愤而“引决”了，那就意味着《史记》事业的半途而废了。所以说，这个层次解决不了司马迁的问题。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选择了受辱，选择了放弃尊严。他选择受辱的原因很清楚，“恨私心有所不。陕皇，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这就是司马迁选择的层次，第三个层次。在这个层次中，重视的是人生价值，如果为了追求价值的实现，宁愿放弃尊严，承受侮辱。这就是人生的三个层次，在这三个层次中，人们重视的依次是生命、尊严、价值。我们可以想象，从一个民族的整体来看，某个个人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他的尊严也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当他创造了真正的价值，他才可能进入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中，成为这个民族历史上不朽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层次是人的最高层次。司马迁经过了痛苦的挣扎和抉择，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层次。
超越
当司马迁为了自己的人生价值，选择了放弃尊严时，他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层次，实现了人生的超越。但他同时说自己是“自沉溺缧绁之辱”，是“幽于粪土之中”，这说明他心中还是有深深的耻辱感的。于是，历史学的素养又让他把眼光投向了古代。到了第五段，司马迁又列举了一些历史人物，这些人物与第三段中所列举的有明显不同。第三段所列举的人物是“王侯将相”，而这个段落列举的是“圣贤”。这些“圣贤”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曾经遭受了人生的困厄甚至侮辱的。从人生追求的层次看，从个人的成就看，从对中华民族的长远影响看，显然，“圣贤”处在更高的境界。从“王侯将相”到“圣贤”，司马迁看到了人在精神上所能达到的高度，以及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对自己所属处境的超越。“圣贤”们的言行境界，对志在高远而心存屈辱的司马迁来说，起到了精神航标的作用。因而，司马迁在这个段落中列举先贤，实际上就有了自我期许的含义。甚至可以这样说，“圣贤“之路就是司马迁之路，“圣贤”的追求就是司马迁的追求。
如果说第三段是表现了司马迁的悲哀与清醒，第四段就是表现了他无比痛苦之下的无比决心，而到了第五段，通过对先贤行迹的追述，所表现的就是司马迁高远的追求了。到了第六段，这种高远的追求已经成为现实，司马迁的语气中甚至有了一些豪迈慷慨的味道。
我们可以想见，当司马迁说到“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时，我们感觉不到充满司马迁内心中的成就感吗？当说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时候，他还是大汉王朝那个卑微的被施以腐刑的太史令吗？当说了“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债，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之后，这样的一个人，世间还有什么样的遭遇，能够侮辱得了他吗？
可以这样说，腐刑让司马迁与封建王朝决裂，“圣贤“们为他指出了道路和所要达到的高度，而《史记》的完成真正让司马迁实现了精神上超越。他成为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思想巨人，精神巨人，艺术巨人！
不能超越
超越，只能是发生在思想世界和精神世界；而人，总是生活在物质的现实世界里。到了第七段，他又回到了现实，而一回到现实，他就依然是那个叫司马迁的太史令，或者说——中书令。腐刑的屈辱一刻也没有放过他，“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这种痛苦将会陪伴他终生，至死方休，“虽累百世，垢弥甚耳！”这种痛苦只能遗忘，不能超越。
结论
所以，可以说，当司马迁沉浸在《史记》的构思和写作中时，他的目光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逡巡，他的精神超越了他臣子的身份；而当他回到现实时，他又成了那个王朝里一个普通的官吏。这，就是司马迁的双重生活。
我们还可以把司马迁与后来的一些文学大家相比，可以发现，能真正实现精神的超越，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伟大如杜甫、白居易、苏轼，在他们的诗文中也在自觉地恪守着臣格，恪守着对某个王朝的忠诚。从这个意义上说，《史记》真可以说是“史家之绝唱”了，而这个“绝”当然是“断绝”的“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