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说杜甫：“落魄巴蜀，感汉昭烈，诸葛丞相之事，屡见于诗，顿挫悲壮，反复动人，其规模志意岂小哉！”确实，这些诗与其说是在为诸葛绵绵无绝期的渊深岳重之憾悲悼，毋宁说是在为包括杜甫自己在内的那些壮志未酬的志士仁人一洒同悲之泪。
三、君臣各有分，管葛本时须
大历元年，当杜甫在夔州安顿好之后，养病之余，寂寞的他开始回顾一生遭际，写了许多追怀忆旧之作，如《八哀诗》、《往在》、《昔游》、《壮游》、《遣怀》、《秋兴八首》等。从少年得意到老年飘零、从辛苦求仕到意外入仕、从感恩受职到无奈辞官、从个人穷通到朝廷兴亡、从今人悲欢到古人成败……杜甫对历史、现实追忆着、思考着，他不可避免地去推究宇宙、人生的命运和规律，这使他的认识层次又得到一个飞跃性的提升。同时，他对诸葛亮人生遭际的审视也出现了另一新倾向。他不再局限于一时一地的具体情事，而开始从整个宇宙、历史的宏观视界去探究人生的成败得失、贵贱穷通：不再盲目地或艳羡或悲痛，而开始理智地研析人生之谜，勘破了“时”“命”对人生的不可抗拒的绝对权威性。这种认识角度在大历元年秋以后所写的涉及诸葛亮的诗中都有所流露。如大历元年秋在夔州时写的《谒先主庙》：惨淡风云会，乘时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经纶。复汉留长策，中原仗老臣。杂耕心未已，欧血事酸辛。霸气西南歇，雄图历数屯。
仇兆鳌评到这首诗的时候说：霸气二句，言天命去而汉祚终。……《杜臆》曰：“蜀汉不兴，以霸气歇、历数屯，天限之也。”
诸葛与刘备间的风云际会乃时势使然，因此，尽管他们戮力共济，无奈“霸气歇”、“历数屯”，时运已去，“北定中原”的愿望只能化为泡影。在《咏怀古迹五首》其五中，杜甫更加明晰地表达了“命运”对人生事功的限定、制范作用：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诗的前三联对诸葛亮的雄才大略作了极度赞颂。他名满寰宇、永垂不朽，三分功业，在他只是百施其一而已；他超人的才智胆略只有商、周的伊尹、吕尚差可比肩；他运筹帷幄的指挥才能使汉初的萧何、曹参相形见绌。杨伦曾说：
武侯才品之高，如云霄鸾凤，世徒以三分功业相矜，不知屈处偏隅，其胸中蕴抱百未一展，万古而下，所及见者，特云霄之一羽毛耳。然而遗憾的是，尽管诸葛具备了自古以来所有的才能、智慧，对“兴复汉室”的宏愿矢志不渝；但时运转移，他也无力回天，只落个壮志未遂身先死的悲壮结局。俞浙曰：
孔明人品，足上方伊吕，使得尽其指挥，以底定吴魏，则萧曹何足比论乎？无如汉祚将移，志虽决于恢复，而身则歼于军务，此天也，而非人也。
周甸曰：
罗隐《武侯祠》诗：“时来天地虽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吁！汉运告终，天啬其寿，是不能尽展其才，以光复大业。
王嗣奭曰：
直因炎运已穷，人力难挽，故恢复之志甚决，而身歼于军务之劳，有才无命，止垂空名……公自许稷、契，而莫为用之，盖自况也。
确如其言，杜甫一生才智浅吗？看他“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的志向小吗？看他“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他对皇帝不忠吗？看他至德二载（757）不畏艰险地从安史乱贼中拔归就知他的一片赤胆忠心。然而，一切奋斗、一切挣扎都成子虚乌有。他仍摆脱不了“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腮……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的穷困潦倒命运，他仍无缘受知于君王，他仍得“支离东北风尘际，飘泊西南天地间”，四处逃难；面对“此生遭圣代，谁分哭穷途”，“我行何到此，物理直难齐”，这无法推究的不平世道，杜甫只能接受传统意识中积淀下来的不能解决问题的解脱办法——安命。杜甫在诗中最后一次提到诸葛亮是大历四年漂泊湘潭时写的《别张十三建封》，“君臣各有分，管葛本时须”，君臣能否相遇相得是有一定命分决定的，管、葛的出现也是时势所须，不可妄求。此诗可说代表了杜甫一生对穷通际遇的最后总结。
精神上的彻悟都是一种‘解放’的力量，它使人们摆脱对自我的执著。”正是在对命运的不可抗争性的体认中，杜甫逐渐摆脱了功名仕途对他的拘牵；以忘怀荣辱、任运随化的心态来对待人生的沉重苦难；不再怨天尤人地控诉人世之不公，不再作无补于事的抗争；他安命了：“侧身天地更怀古，回首风尘甘息机”、“洗眼看轻。榛橙吻”、“余今委修短，岂得恨命屯”、“贫贱固其常，富贵任生涯”。“安命”心态使杜甫即使在绝境中也能超脱苦难，以一颗审美的心态去欣赏人生、自然中的一切现象，也给其诗作增添了一些通透亮丽的风景，使其诗歌异彩纷呈。
